□苏西恒

文化是多元的，但总是向前发展的。裕民遗址内发现的房址，均为圆形或椭圆形半地穴式结构，设二层台，有柱洞或壁柱、圆形地面灶，房屋建筑技术较为成熟。为适应生存环境，聚落人群通过季节性迁徙，利用资源建筑固定房屋。到了6000多年前的园子沟遗址，房址有窑洞式，也有半地穴式。各式房址造型规则，建筑工艺讲究，最大的窑洞面积达20多平方米，每所窑洞式房屋大致都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室是半地穴式的，有灶和若干陶器，有时也有生产工具，是炊事、就餐和其他家务活动场所。后室是窑洞，地面抹白灰，中设火膛，洞壁用白灰抹成一米高的墙裙，显得非常光洁而舒适，是卧室。这种结构可以说是中国古建筑中前堂后室的原型。摒弃了防寒性较差的草木结构的半地穴式房屋，代之以窑洞式，用白灰抹地，抹墙裙，做工非常讲究，这是人类建筑史上划时代的重要时期的开始，为以后建筑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仅仅从居住条件的改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乌兰察布地区在远古时代的文明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裕民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裕民文化在本地区发展延续时间约600余年。裕民遗址出土人骨的基因，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祖先的基因高度一致，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生活在裕民遗址的人类，以狩猎、采集为主，但是已经开始了原始的种植业，从出土的动植物样本中可以看出，在8000多年前，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开始吃小米和养狗。

乌兰察布地区是民族融合的腹地。在这个舞台上，许多的民族繁衍生息，生于斯葬于斯。在毛庆沟遗址，汉人、匈奴人、蒙古人的墓葬相互依靠。在崞县窑发现的一处元代墓葬，壁画有《二十四行孝图》，反映出蒙元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长城两边是故乡，从战国赵国起，乌兰察布境内，几乎都留下了历朝历代的长城，从最北面的四子王旗一直到南部与河北、山西的接壤。乌兰察布与冀晋的界缘，主要就是长城。乌兰察布东临张家口，西临杀虎口，这两“口”，是历史上口外移民的重要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外来的文化就在乌兰察布地区创造了辉煌的古文明。其后，秦汉立郡设县，匈奴建王庭，北魏时成为了鲜卑的大本营；辽金先后辖其地，元代设集宁路。明清时期，一批一批的汉民，背井离乡进入蒙地。于是，边地人烟渐起，一年立村，三年成邑，集市沿墙（长城）次第而成。万历八年（1580年），晋蒙长城沿边设立的马市共有九处，“马市九口”中有七口，距离乌兰察布都很近，而且位置上正好是万里茶道的要冲。《晋政辑要》记载“墙（长城）外即系归化、丰镇、宁远等厅。数十年来，招致内地人民在此垦种贸易，以成乐土，征粮纳赋，往来络绎”。明代早期大同镇的长城“大边”“二边”都经过今天的乌兰察布。《九边考》记载“国初……筑内外二边墙，各屯军牧守。膏腴可耕，粮饷亦足”。“隆庆和议”之后，各个口关成为蒙汉民族物质交流的场所。大批晋民跨过长城，或耕田或经商。在经过艰辛的努力后，最终发出了“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的感慨。现在的乌兰察布地区，“饭稻”“饭米”各取所需，司空见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是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的重要内容。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化德县裕民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8000年的风雨，淘洗出裕民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进程中的璀璨夺目。透过悠长与深邃的历史，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它的发现，极大丰富了乌兰察布的文化内涵，为乌兰察布增添了更为深厚的文化积淀。

（作者单位：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