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韩淼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物犹如璀璨的明珠，承载着文明的记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走进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第二展厅，一把青铜短剑静静地陈列在恒温展柜中，柔和的灯光下散发着古朴的光泽。它便是赫赫有名的耳铸公剑——一件历经两千多年岁月洗礼的稀世珍宝。它的剑身虽已覆上斑驳的铜绿，但内敛的锋芒仍清晰可辨，仿佛在无声诉说着春秋时期的辉煌往事。

“这把青铜短剑1986年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是一件意义非凡的文物。”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讲解员邢婉筠站在展柜旁详细解说，“当时，村民赵德俊建房挖土时，意外发现了这把沉睡千年的青铜短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时青铜短剑置于马骨之上，这种特殊的埋藏方式，属于典型的古代祭祀瘗埋方式。在古代，祭祀是国之大事，能被用于祭祀的器物，必定非同寻常。”

据了解，耳铸公剑通体由青铜铸造，长49.3厘米，宽5.5厘米，柄首直径3.3厘米。它的形制与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极为相似：剑身中间凸起脊棱，横断面呈菱形，两刃向前聚成锋，整体线条流畅而凌厉。它的剑茎采用双环节状设计，剑柄上配有剑格，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把青铜短剑最珍贵之处，在于剑身上镌刻的四个篆书铭文。”邢婉筠指着展柜内的细节图说，“最初无人能完整解读这些文字，后来经我国著名古文字专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考证，确认为‘耳铸公剑’四字。这短短四个字，却是揭开其身世之谜的关键钥匙。”

关于这把青铜短剑的主人，学界普遍认为与晋文公重耳密切相关。“春秋末期，骊姬之乱后，晋国公子重耳为避祸端，曾流亡至其母狐姬的故国狄国，在此隐居长达12年之久。而狄国国都就在今天的和林格尔县一带。篆书铭文‘耳铸公剑’四字中的‘耳’字，很可能就是指晋文公重耳；‘公’则是周朝王室对诸侯国君的尊称，比如重耳的祖父晋武公、父亲晋献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重耳流亡狄国第四年时，其父晋献公去世。因此学者推测，这把青铜短剑极可能是重耳流亡期间所铸，作为祭祀其祖父晋武公或父亲晋献公的礼器。”邢婉筠道出其中的历史渊源。

谈及耳铸公剑的铸造工艺，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涛的语气中充满赞叹：“这把青铜短剑堪称春秋时期铸剑技艺的杰作。其剑身纹理细腻，每一道纹路都凝聚着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在铸造过程中，青铜配比恰到好处，既保证了剑身的硬度，又赋予其足够的韧性。剑茎的双环节设计，不仅美观大方，还增强了握持时的摩擦力，有效防止在激烈战斗中脱手。可以说，这把剑无论是形制还是实用性，都说明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耳铸公剑的价值远不止于它的铭文和铸造工艺。”张涛说，“在古代，剑不仅是兵器，更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此外，作为祭祀用剑，它更承载着深厚的礼制文化。但最重要的是，这把青铜短剑的出土，让我们得以窥见春秋时期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化交融。”

随后，张涛引经据典地向记者解释道：“《史记·晋世家》记载了重耳奔狄的情形——‘重耳遂奔狄，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重耳在狄国生活了12年，之后又流亡到齐、宋、楚、秦等国，公元前636年重耳重回晋国，开创了晋国百年大业。此后，晋国与狄国通过通婚、盟约等方式长期互动，文化交融日益加深。同时，耳铸公剑的形制是典型的越式剑，而越国远在南方，与北方的狄国相距千里。这样一把具有浓郁中原文化特色的越式青铜短剑出现在北方游牧民族聚居地，生动印证了早在春秋时期，中原与北方地区就通过战争、贸易往来等途径，实现了密切的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

耳铸公剑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历史的见证者。两千多年的岁月长河，不仅没有湮灭它的光彩，反而让它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愈发凸显。当参观者的身影与剑影在展柜玻璃上重叠时，这把承载着千年记忆的青铜短剑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