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惜光

父亲已经走了三年多了，这些日子里，我没有一天不想他，也多次想写写他，倾诉对他的思念，但总不敢提笔，不愿勾起心中的波澜，也不想引出撕心裂肺的痛感，担心那已微弱结痂的伤痕再次被撕裂。

我的祖父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他用祖上遗产在老家福建琴江创办了一个工厂，并购置了一处将军衙署。由于自己不会经营，他雇佣了别人来管理，几年后便赔光了老本。在我父亲8岁时撒手人寰，留下了中年的奶奶和三个未成年子女。守寡的奶奶为了供大女儿和唯一的儿子读书，将二女儿送去当了童养媳，自己则替别人缝补衣物，挣点小钱。后来二姑不甘心当童养媳，便跑去参加了赴缅甸的青年远征军。大姑读完了高中，而父亲考上了南开大学。

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父亲受到进步思想影响，通过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陈起岫同志的启发和引导，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后领导了峡间溪社、潜流学会和雷电社等学生社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8年，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了一批革命青年，父亲被选为五位代表之一，前往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且在雷电社主办的刊物《雷田》上，发表文章抨击反动当局，号召同学们“丢掉幻想，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这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并将父亲列入了“黑名单”。不久，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必须离开学校，前往解放区。

父亲原名杨靖吾，组织给他的良民证上姓名是吕文杰，并告诉这是他今后的化名。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一直使用党组织为他起的名字，直至去世。离开南开大学后，他先是到华北大学学习，后来随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组织科长邢情奎来到龙胜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工作。1950年10月，他开始担任龙胜县民政科长兼人大常委会秘书主任。1951年10月，他任集宁专员公署秘书。1952年，他任集宁专员公署工商科长。1956年，因工作需要，他到集宁二中任教导主任兼代理校长，主管学校工作。1958年，父亲因“极右分子”被判刑。在监狱期间，他多次上诉，但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终于得以平反，他的壮年就这样耗费了。平反后，他先后到集宁二中和集宁人大（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作。50多岁的他，焕发了第二青春，每日精神抖擞、激情昂扬，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工作和学习上。期间，他受集宁市委委托，主持制定了《1980年—2000年集宁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又受乌盟盟委特聘，牵头研讨乌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1991年离休。

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再次见到他是20世纪80年代。他不沾烟酒，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似乎没有别的事可干，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他，他总是手里捧着一本书或一张报。那个绿色的小台灯，伴他走过了40多个春秋。他和我们说在监狱里，他又读了几遍《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最让别人不理解的是，他在人大工作期间，通信员因为粗心，给他弄丢了几张报纸，他多次向通信员索要，结果仍不是他想要的报纸，于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找，我则想方设法地为他去寻那几张丢失的报纸。

父亲很博学，看的书多，记忆力也相当好。我是学中文的，第一次参加《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五四”知识竞赛，答题时，有几句诗想不起是谁的佳作，询问父亲，他总能说准。他七八十岁时仍能给我儿子的各科试卷评分指点。晚年他患了白内障，视力很差，仍坚持用放大镜看报。我常常想，父亲是选错了行，他原本是搞学术研究的料。

父亲始终关心国家大事，电视上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参考消息》等，都是他每日必看的东西。新闻联播若是和吃饭时间冲突，他宁可晚吃一会儿饭，也要先看节目，生怕误掉一天的信息。他看新闻时，常常还要拿着地图来比对，因而他对每个问题的讲述分析，都具备历史性、逻辑性。和他谈论问题，他能从源头谈起，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又有哪些变化及当前的境况，娓娓道来，帮你捋出清晰的线条。我的次子准备考研时，不问我们夫妻（虽然我们也关注时事政治，但毕竟水平有限），却每天跑去和姥爷商讨，父亲对于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走向趋势的判断基本准确。他晚年腿脚不便，不能出门，我每周总要去两次，和他谈论国家大事、社会大事、乌兰察布的发展情况，分享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感悟。我们在一起常常有说不完的话题。

奇怪的是父亲对社会大事的认识很深刻，判断也比较准确，却不怎么会处理身边的人和事，不会观言察色，不善变通，更不会违心说假话讨好别人。自己怎么想就一股脑说出来，没有半点遮掩，有时直得让人下不了台，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过后我给他指出，他也诚恳接受。我告诉他，季羡林说过“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他下回肯定还是会将脑中的想法全盘端出，性格使然，他自己改不了，别人也无奈。

父亲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的言辞总是充满韵律和情感，见解独到，口才出众。集宁二中的资深教师曾向我提及，父亲能够连续讲授数日而内容不重样。1979年，他刚从监狱释放，便在集宁二中和乌兰察布盟师范专科学校同时担任政治教师，这充分证明了他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口头表达能力。我有幸三次近距离聆听他的演讲。其中一次是在他担任二中副校长（兼高中政治教师）时，组织的政治课观摩教学。那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精彩的课程。不同于以往教师的照本宣科，他从具体事例出发，由浅入深，由点及面，逐步展开，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他的学生曾写下一首诗来赞美他的课堂“《吕老师课堂风采录》：玳瑁花镜中山装，翩翩儒者进课堂。经济理论溯根源，古典马里交织讲。诸家学说辩证看，各派争论风云狂。课堂活跃气氛高，广纳博取厚积章。”

还有一次是我在团委工作时，他已任集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团委书记请他给全市团干作经济形势报告。几个小时的讲演，他不看讲稿，不翻资料，数字随手拈来，语言精炼简洁，铿锵有力，慷慨激昂，极富感染力，极具学者风度。

父亲还非常爱整齐。他看的书报总是齐齐整整摞在一起。他的衣服，分门别类叠放在每一个隔间。他一生只穿中山装，衣服的每一个口袋都放有固定的东西。他住院做手术时，我为他放钥匙，放错了口袋曾遭他数落。搬家时，他会把每一个箱子都标明放置的位置。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人，看电视、看小说，看到动情处，会泪水翻涌、饮啜不止。讲话时讲到兴奋处也会手舞足蹈、激情澎湃。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还好管闲事。做人原则性太强，灵活性很差，个性中又略带一点天真。

他做事有条不紊，计划性很强，时间观念也很强，差几分钟都不行。他还很注重仪表，穿的衣服虽不贵重，但一定要干净平整。最有意思的，也是我嫂子常提的一件事，父亲85岁在北京医院做结直肠手术时，在进手术室瞬间说的最后一句话，竟是面朝孙媳说：“你要注意把嘴抿紧，张开不好看。”很难想象，这个时候他牵挂的不是钱财，不是生命，而是仪表。

父亲还特别关注儿孙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由于历史原因，他无法培养我和哥哥，只能把更多的关爱用在孙辈身上。我两个儿子，初中之后的大小试卷，他都要拿去审阅评判，老师多给和少扣0.5分的地方，他都会一一标出，并向他们讲出缘由，对孩子们的入团入党情况也经常询问。我感觉他嘴上不说，但内心深处是希望孙辈实现他未曾实现的理想。好在孙辈们也比较努力，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孙子入了党，成了工程师，两个外孙分别读了硕士和博士，有了更好的发展基础。

20世纪80年代，父亲出狱后，我在包头读书，我们曾有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他在合订信件的扉页上写着“这些信，是值得永远珍藏的记录，它记录了我那心爱的孩子的心声，镌刻了她那火一般热烈、海一样深沉的感情。它也是见证，见证了确凿无误的事实：她无愧为我的第一亲人。实实在在是我继续生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他也曾留下一些文字，但他去世后，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重温那些曾经依恋的文字，去重看他留下的影集。

2022年1月3日，父亲走完了93年坎坷人生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给他的挽联是：“一身正气留人间，两袖清风随鹤去”“学马列追求真理，丹心永存；为人民终身奋斗，磊落光明”。他的学生寄诗一首：“晴天霹雳文星落，忽闻尊师鹤西游。哀哉杏坛失贤俊，塞外学界少慧儒。少小离走人生志，中年波折仕途路。投身报国闯南北，学贯东西壮志酬。”

父亲虽然离世了，但我感觉他仍然留存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好学不倦、勤奋敬业仍然影响和激励着我们。